上海民间展开互助自救，因新冠封控导致社会服务部分瘫痪

如今普通市民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志愿者们建立了一系列数据库和网络，帮助提供救援以及关于医疗护理、宠物收容、如何用有限的食材做饭等基本信息。志愿者中有一些人是中国最大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一些医院停诊和公共交通停运，且人们仍被封控在家，志愿者们的这些工作有助于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维持运转。

志愿者们打造了人工智能辅助平台，可以根据患者的就医需求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医生，而且还制定了用于采购药品和应急用品的团购清单。

还有一些志愿者建立了聊天群，帮助宠物主人在自己被转运隔离时为宠物找到临时收容地。大量的团购数据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列出了在全市封控期间仍开放的门诊诊所、医院和心理健康支持热线。另有一些人创造出了可以用在上海可获取的稀缺食材来烹饪的菜谱，这些菜谱已广泛流传。

大约两年前当新冠疫情最初在武汉暴发时，这样的民间互助活动为维持社会基本运转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武汉封城时一样，上海的居委会担当了一线工作人员，执行政府的抗疫指令。居委会是实施共产党指示并维持社会秩序的基层组织。尽管有志愿者的帮助，但居委会的人手仍然不足，而且已经筋疲力竭。

中国周四公布，此前一天新增11,200例本土病例，几乎全部是在上海。全国范围内的单日新增病例总数降至三周多来最低水平，表明政府在上海启动分阶段封控一个月后，疫情可能正得到控制。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传播学和社会学教授杨国斌称，上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似乎比两年前的武汉人更忙不过来。他表示，这让居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获取食物和所需的医疗服务。杨国斌曾写过一本关于武汉封城的书。

许多人正在依靠像华融琦这样的志愿者的努力。华融琦是一名21岁的上海大学生，他创建了一份公开的云文档，为有各种医疗需求的病人与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医院建立联系。华融琦在网上共享这个名为“上海医疗紧急救助”的云文档三天后，该平台上发布了700多名病人的求助信息。

这个云文档的消息促使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的一个团队伸出援手，提供技术支持。迅速有其他志愿者加入进来。后来，这份云文档扩大成一份全面的指南，详细介绍了各种症状的患者有哪些医院收治、获取药物的方式、紧急热线、政府牵头的救助渠道，以及患者互助社交媒体聊天群的链接。

另一个平台“我们来帮你”由一群在字节跳动(ByteDance Ltd.)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工作的软件开发人员创建。该平台的创始人之一、上海的一名人工智能(AI)工程师说，该平台刚一上线，就有许多人发布了大量求助。他要求只透露自己姓Wang。

高峰期时任何时段都有超过1,000人访问该网站，发布药品、就医和食物等方面的求助。

Wang说，我们要共同面对，我们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该网站使用算法对求助进行分类，然后发送给约800名志愿者，其中包括警察和医生。

其他工具还包括一位上海的计算机工程师设计的应用程序插件，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插件在商品售罄前，在电子商务应用程序上每隔几秒自动进行下单。这个插件通过微软(Microsoft Corp., MSFT)旗下代码共享平台GitHub分享，上海刚刚实施封控后的那段时间，必需品极为稀缺，这个插件曾非常受欢迎。

上海许多面临在封控期间如何照料宠物问题的宠物主人也组建了微信群。此类微信群的规模不断扩大，因为宠物主人不得不未雨绸缪，以防他们的新冠检测呈阳性、被迫转去集中隔离点，留下宠物无人照管。

40岁的Lindsay Snider是一名居住在上海的加拿大人，她组织了一个宠物救助组织，该组织目前拥有约430名成员。她说，由于相关规定不明确，许多宠物主人担心自己的宠物会受到卫生部门的虐待。本月，上海一只柯基犬被打死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民的愤怒。

Snider说，多个宠物救助组织在上海封控期间成立，这些组织总共有大约4,000名成员，宠物主人们整理了司机、志愿者和宠物旅馆的名单，便于组织在几小时内对求助作出响应。4月中旬，Snider的组织帮忙找到了志愿者，解救了三只在主人被送去隔离后留在家中10天的狗狗。

与此同时，即时通讯平台微信成为了人们组织团购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渠道。4月初，由于被封控，上海许多家庭食品储备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出现了几千名帮助社区居民团购物资的“团长”，26岁的设计师Euphe Cang成为了团长中的一员。

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人手紧张，他们忙不过来，于是Cang和其他一些居民自发组织了20多次团购，为她所在的小区里200多户家庭采购了大米、面粉以及卫生纸等必需品。

Cang说：“他们人手真的很紧张。”她补充说，她所在的小区有大约5,000名居民，但居委会只有五名工作人员负责对接，顾不过来的，需要小区里的志愿者一起帮忙。

尽管有这些努力，但民间自发的互助机制远非完美无缺。

一些工具和共享文件的更新速度不够快，无法反映上海快速变化的情况。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的政治学家康怡表示，许多居民可能也渴望帮助有需要的人，但自己被限制在家中或住宅小区里。

不过，康怡称，这段经历可能会改变上海居民对社区服务的看法。她表示，许多中国人此前认为志愿服务与社区居委会有关；官方的志愿者项目由居委会组织，目的是帮助居委会履行自身的职责。

康怡表示，封控结束后，可能会看到更多真正的志愿者，而且人们对社区可能会有一种与官方定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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