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规则”和“主权基金”：中国带来的秩序冲击

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前夕，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断言：“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同意引入民主国家最为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克林顿还断言，这种新的自由又将引领中国人民在国家治理方面主张更大的话语权。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按说密不可分。然而，尽管中国凭借加入WTO带来的特权，迅速变为全球头号出口国，但当初的美好愿望却落空了。

问题在于，中国在加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后，却选择按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操纵人民币汇率以提振出口；为国内企业提供隐性补贴；要求西方企业分享技术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收购外国公司，却常常阻止外资控股某些行业的中国公司，如媒体和电信行业。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决意无视这些行为，将竞争优势拱手让给中国。

在《北京规则》(Beijing Rules)一书中，贝书颖(Bethany Allen)以生动的细节（和流畅的行文）向读者呈现了中国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其中最为敏感的无疑是地缘政治利益：中国政府对香港、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备受争议的统治，对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的领土主张，以及对台湾的统一方针。当然，更广泛地说，还有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贝书颖描述了那些胆敢踏过中国政府红线的国家和公司的遭遇。2010年，颁奖地设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身陷囹圄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随后对挪威产三文鱼实施了进口禁令。几年后，在菲律宾海军试图扣留在争议水域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作业的中国渔船后，中国停止从菲律宾进口香蕉。2019年，总部位于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受到警告，称支持“过激行为”（即香港民主运动）的员工将不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几年后，在耐克(Nike)和服装零售商H&M对新疆棉花生产中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表示关切后，这两家公司在中国受到抵制。这些措施产生了恐吓效应，使苹果公司(Apple)、NBA、好莱坞电影公司等企业不再就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发声。

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批评极为敏感。贝书颖写道，中国想要世界接受这一点：“中国对生活在境外的华人拥有管辖权”；中国还想让世界了解，“批评中国政府的行为始终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她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了中国试图审查Zoom聊天记录和收集用户数据的惊人之举。审查对象不仅限于国内公民，还针对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

2019年，Zoom在承诺遵守中国政府的规章制度后，获准继续在中国运营。贝书颖称，该视频通话平台给予了中国安全机关访问其系统的特殊权限。随后，100多万 “中国用户”的数据从美国的服务器迁移到中国的服务器。负责与中国安全部门联络的Zoom雇员Julien Jin要求在美国的同事向他发送数千个与新疆有联系的账号的详细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随后对Jin提出指控，罪名是共谋实施跨州骚扰行为）。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31周年之际，Zoom屏蔽了两名前抗议者（两人均为美国居民）的账号，使他们无法举行视频会议来纪念这一事件。

中国在追求其核心利益时丝毫没有克制。贝书颖是Axios的记者，她在书中记录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如何设法拉拢海外社群组织，为中国政府所用。她说，这种做法导致人们很难了解哪些组织是真正独立的。中国还试图腐蚀外国政治。贝书颖描述了被指为中国间谍的Christine Fang的活动，Fang与一名美国国会议员有关联，据报道还与美国几名市长发生过性关系。外界还怀疑，中国政府曾试图影响加拿大最近的两次大选。贝书颖在书中描述的图景表明，中国的“规则”确实在试图破坏西方民主制度。

在《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s)一书中，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探讨了中国经济方略的其中一个层面，向读者呈现了中国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来推进海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外汇储备为国有海外投资基金提供资金。一项名为《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的公约要求主权财富基金（比如由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富国运营的基金）透明运营，并在世界各地遵循规范。刘宗媛表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ese Investment Corp., 简称中投公司)签署《圣地亚哥原则》，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证明其投资决定并非受到地缘政治利益驱动”。事实上，中国并没有认真遵守这些原则。2008年，中国一家海外投资基金对哥斯达黎加的贷款便以要求该国终止对台湾的外交承认为条件。至于透明度，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 Wray)最近指责中国“使用精心设计的骗术”来掩盖其影响，使西方公司无法察觉。

多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资本如饥似渴，以至于没有考虑中国资本可能带来的后果。2015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向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广核集团(China General Nuclear)开放了英国的核电产业。同年，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一项99年的租约被卖给一家中国公司。不久之后，德国工业机器人公司库卡(Kuka)被一家中国公司收购。当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被问及对收购交易的看法时，她轻描淡写地表示，德国是一个 “对企业开放的投资市场，包括中国企业”。

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迟迟未能认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邪恶活动。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演讲中的一番话说得好，他说：“对于来自中国的威胁，我们整个体系没能认清其本质和严重程度”。当时，澳大利亚最大的政治捐款者之一是一家众所周知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中资房地产开发商。次年，澳大利亚宣布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Huawei)参与建设其网络。美国及其许多盟友随后纷纷效法。

新冠疫情进一步揭示，中国并不是值得信赖的国际合作伙伴——不论是阻挠病毒溯源调查，还是对个人防护装备实施出口限制，都印证了这一论断。疫情还揭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医疗用品的依赖之深。从那时起，人们便开始讨论重构全球供应链，将生产“友岸外包”给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昂贵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行为，却又势在必行。

无论是《北京规则》还是《主权基金》，两本书对主题的探讨都不够全面。贝书颖未谈及中国在西方大学中不断扩大的影响，从接收国家批准的访问学者，到与中国机构开展的科研合作，都折射出这种影响。而刘宗媛未能考虑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活动，也未能考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在为海外投资项目融资方面的关键作用。不过，这两本书合在一起，还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需要做些什么来制约中国在海外的行动。“核武级选项”是将中国踢出WTO。这一选项值得考虑。

（本文作者Edward Chancellor的书《时间的代价：利息的真相》(The Price of Time: The Real Story of Interest)荣获2023年哈耶克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