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美国是犯历史性错误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些基本假设上：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中国应称霸东亚，其他区域强国则以东亚为中心，尊重中国，接受中国指导，就像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年里一样；那些被北京方面视作中国一部分的地区，应该与中国“统一”；复兴的中国至少应该在制定国际事务的规范和规则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习近平断言，这些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力量的衰退。习近平说，“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国，并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即使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势头见顶”，它已然成为东亚经济霸主，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它还可能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霸主（尽管在不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可能不会实现）。如果任由其发展，现代化的中国有朝一日会主宰其邻国，就像统一的、现代化的德国曾经横行欧洲，以及现代化的日本曾经横行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一样。这些昔日的霸主也相信“时与势”站在它们一边，而且在许多方面它们是对的。

然而，这些例子应该让中国领导人停下来想一想，因为日本和德国虽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惊人的快速扩张，但他们最终在称霸一方的野心中落败。他们低估了美国的实力与潜力。他们没能明白，美国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国际环境已经改变，以至于长期的霸权野心再无法实现。在关系因为台湾和间谍气球等问题变得高度紧张的时刻，习近平冒着犯同样历史性错误的风险。

20世纪初，美国崛起为一个大国时，世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00年指出的那样，美国由于其“实力和地理位置”，已“日趋成为全球力量的平衡者”。这并非比喻。正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的那样，美国可以撬动其庞大的财富、人口和生产能力，来支持一方或另一方，从而决定任何重大区域冲突的结果。尽管德国人正确地计算了他们相对邻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但来自美国的数百万额外兵力和价值数十亿美元计的物资很快就使德国难以为继。正如一位德国高级将领所说，“我们不能与全世界作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可能正确地判断了他们与区域对手作战的胜算。到1942年初，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产能都在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控制之下。然而，即便在那时，美国的参战也标志着这三个强国及其政权末日的开始。正如气急败坏的希特勒(Adolf Hitler)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和英国人联手令“世界由他们支配”。除了美国的体量、财富和产能之外，它还拥有一些面对外国入侵近乎无懈可击的优势。希特勒曾经说过，德国征服美国的机会和美国征服月球的机会差不多大，他在美国参战后不久就承认，他不知道要如何打败美国。

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实力有多强，或者相对而言有多么无懈可击。在美国出头之前，地区霸主一般可以指望较弱的邻国适应它们力量的不断增强。但在20世纪初，美国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侵略的潜在受害者，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权国家，开始期望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同情它们，并最终施以援手。正如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战役后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对美国最终支持情况的预期，被证明是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欧洲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希特勒在1941年1月对德军将领们所说的那样，能够获得美国帮助的希望“让英国继续前进”。1934年，日本阻断了西方对中国的任何进一步援助，认为西方的援助会使得中国人不愿接受日本统治（这种想法是对的）。日本人的口号是让亚洲人来管亚洲，这实际上意味着让日本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希特勒也承诺，如果美国能把“欧洲留给欧洲人管”，也就是留给德国，他就会把“美国留给美国人”。

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决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多年里，随着美国不再直接参与欧洲事务，欧洲列国确实试图以留给他们的唯一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适应德国的崛起和日益增长的野心。美国故意不关心的政策——编入193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中立法——在促使英国的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采取绥靖政策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慕尼黑达成的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的协议是始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 捷克人虽然准备与德国人作战，但如果没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他们就不能这样做，而英国和法国在指望不上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不会支持捷克。

上述绥靖政策在1938年后终结，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出尔反尔，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而是因为大家都清楚，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首的美国人终于改变了对欧洲重要性的看法。即便只有丝毫希望，也足以让他们奋起抵抗。希特勒认为，波兰会在1939年拒绝其领土索求，以及英国和法国在他入侵波兰后决定宣战，都怪美国。

美国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给潜在侵略者制造了一道难题，因为在每次危机中，意欲成为霸主的国家都严重误判了美国的能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误判了美国的意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侵略者都认为美国不会试图阻止他们，而且，即使美国试图阻止，它也缺乏必要的资源和能力来及时改变局面。

这种误判是可以理解的。1917年和1939年之后的美国军队都没有为全球规模的工业战争做好准备。1917年，美国人无法长时间在国外部署超过2.5万人的军队，也没有一支能够同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战场上有效作战的海军。1939年，德国空军有8,000架新飞机；美国陆军航空军有1,700架大多已过时的飞机。德军有2,000辆新坦克；美国有325辆，许多还是一战时的老式坦克。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拥有的战舰比美国人在太平洋海域能够投入的任何东西都好且多，一旦大西洋战争升温，情况更是如此。

1939年的美国也不具备迅速提高武器生产所需的工业厂房。军火制造商受到国会调查的困扰，缺少政府合同，已经关闭了生产线。任何重大集结都需要重新调整工厂并引导国民经济转型，这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美国人不仅仅是在行动上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们还坚持认为，他们事实上不会参战。禁止从美国向交战国输出武器的中立法案一直持续到1939年。直到1941年，罗斯福仍在承诺不向海外派遣美国士兵。对于像纳粹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这样的外部观察家来说，很明显，虽然罗斯福可能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但美国公众仍然希望和平。希特勒说，“除了选美皇后、百万富翁、愚蠢的唱片和好莱坞，美国还有什么？”而伟大的日本海军战略家山本五十六上将则认为美国人民是“自我放纵的怯懦者”。

两人都无法从1939年的美国想象出其1942年的样子，它以超越过去所有经验的速度生产武器和物资。从1940年夏天到1945年夏天，美国造船厂生产了141艘航母、8艘战列舰、807艘巡洋舰、驱逐舰和驱逐舰护卫舰，以及203艘潜艇。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和其他行业纷纷改造自家装配线，生产了88,41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7万门火炮、240万辆卡车、260万挺机枪和410亿发弹药。新兴的美国航空工业最终能每天生产170架飞机，在战争期间总共生产了324,750架。

谁能预料到在珍珠港遇袭后，美国人的狂怒嗜血？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经观察说，美国人“在和平时期过于和平主义，在战争时期过于好战。”对“小日本”(Japs)的种族仇恨，加上他们偷袭珍珠港的“罪大恶极”，使通常奉行和平主义的美国变成了一个杀红眼的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潜在霸主们看着和平时期的美国，无法想象美国人在战时能爆发多么强大的怒火。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犯与过去志在成为霸主的国家相同的错误。而且，尽管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但它的起点并不高。在1941年的鼎盛时期，轴心国和苏联（直到当年6月前都是德国的盟友）的GDP之和大于美国，仅略低于美国和英国的GDP之和。今天，美国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生产的财富占世界财富的50%以上，而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只占20%多一点。

中国的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且在不断壮大，但仍未经历过战争考验。在纸面上，普京(Vladimir Putin)的军队看起来很强大——比中国的更强大——但它的表现显得徒有其名。尽管在现代化方面花费了数十亿卢布，俄罗斯的技术仍然落后于美国及其盟国。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的核武器也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用来虚张声势。如今的一个广泛错误观点是，核武器已经改变了所有的军事计算，但正如乌克兰冲突所表明的那样，涉及核大国的常规战争仍然很有可能。

中国也已经开始寻求区域霸权，其起点比过去的潜在霸主要低得多。当美国开始勉力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时，这些国家已经在各自的地区获得了军事和经济霸权。甚至苏联在冷战开始时也已在半个欧洲取得了霸权，尽管它最终没能维持下去。

另一方面，中国甚至尚未控制其区域内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所有地区：特别是台湾，还有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它被强大的邻国包围——人口正在超过中国的印度；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如果日本愿意，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核强国）；拥有强大经济与军事实力的韩国；当然还有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它们要么与美国结盟，要么期望美国帮助保护自己。

普京在欧洲面临着类似的障碍，他发现了美国领导的体系的韧性，以及邻国在得到美国保护时会抵抗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俄罗斯。尽管乌克兰人民不乏勇气和英雄主义，但如果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支持，他们会与俄罗斯战斗至今吗？或者他们会像捷克人在1938年那样，不得不接受自己与一个强大的、野心勃勃的霸权国为邻的宿命？谁知道如果捷克人得到了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支持，他们面对尚未经受考验的德国军队时会如何表现？又有谁知道，如果希特勒像普京一样没能取得迅速成功，他后来又会怎样？

北京在台湾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方面一直希望台湾人民会逐渐屈服，同意与大陆统一。相反，由于台湾人从美国得到了支持和承诺，他们能够顶住中国的压力，中国人对此十分愤恨。他们认为，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的“一个中国”政策理应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使台湾人觉得他们必须接受北京的统一提议。事情并非如此。纳粹德国打败了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陆军部队的法国；而中国却未能迫使一个面积不到其五十分之一的孤立小岛屈服。

德国人和日本人通过武力取得的成就更多，并不意味着他们本来就比中国人更具侵略性，或者他们的侵略性比普京已经证明的更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向内部时，他们处于一个暂时宽松的环境，但由于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国面对的环境并不那么宽松。

即便中国人确实通过军事攻击或海上封锁成功地迫使台湾与其“统一”，中国就能在东亚行使霸权吗？或者这可能是中国当今政权终结的开始？偷袭珍珠港以及随后在菲律宾和西太平洋摧毁美军是日本帝国挑战美国的惊人胜利，但它们也是日本帝国终结的开始。北京很可能能够夺取台湾，而美国通常因为准备和反应缓慢，可能无法阻止它。但那又如何呢？

也许习近平认为，美国、日本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只会适应新的现实。许多美国人现在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美国肯定会有声音呼吁克制。但是，尽管攻打台湾不会像袭击珍珠港那样对美国产生同样的影响，但即使攻打台湾尚是潜在假设，美国已经对中国威胁感到非常焦虑。中国人如果认为攻击行动不会促使美国公众支持更激进的做法，那就太愚蠢了。

无论随之而来的冲突是冷是热，中国都必须面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全部压力。日本已经修改了其和平宪法，允许其与美国开展广泛的军事合作，可能会进一步军事化，甚至可能开始生产核武器。印度将更加警惕中国，中国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邻国也将更加警惕中国。甚至欧洲也可能将中国的侵略行为视作对他们在乌克兰努力捍卫的民主秩序的又一威胁。所有人都会将目光投向美国。

习近平可能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急剧下降，但正如普京所发现的那样，事实恰恰相反。以美国为首的秩序的自卫能力远远大于20世纪上半叶。在1917年和1939年，美国没有海外盟友；而今天，它在全球拥有50多个盟友和战略伙伴。在1945年之前，美国在西半球以外没有重要的海外军事存在；现在，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拥有蓝水海军的国家，且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在1930年代，美国的和平时期军队无法与其他大国抗衡；现在，它拥有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经受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它与其富裕盟友一起，通过制裁和其它金融武器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全球经济，这些武器是直到最近三十年才出现的——普京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美国是否仍然能够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与苏联的冷战期间那样战胜对手？我们不知道一个更充分动员的21世纪美国会是什么样子，但有理由认为它将是强大可畏的。今年，美国国防开支将不到GDP的4%。这是和平时期的军事预算，是相对较低的。在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60年的上一份预算中，美国将GDP的9%用于国防；在里根时代，国防开支略低于7%。如果美国今天将GDP的7%用于军事，那么年度国防开支将达到近1.6万亿美元，目前仅略高于8,000亿美元。

至于技术竞争，中国在某些武器开发领域肯定跟上了美国，甚至可能与美国旗鼓相当。但是，一个全副武装准备迎接对抗和潜在战争的美国，难道不能与中国匹敌？今天，美国武器在战场上的技术优势在乌克兰显而易见。在一场全面、正面的交锋中，中国有可能在创新和发展方面超越美国，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否准备与另一个大国发生重大对抗，无论是在即刻打响的冲突中还是在长期的冷战式斗争中？如果潜在的对手认为美国人没有，那将是危险的。无论美国政治体系处于何种状况，它都不会比1930年代更糟。那时的美国也是严重两极分化的，包括在是否干预世界冲突的问题上。但是，一旦美国发现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异议几乎消失了。如果说有什么能消除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那就是与中国的冲突。

习近平挑起这样的对抗值得吗？想想普京试图征服乌克兰。即使俄罗斯获胜——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乌克兰的邻国也会武装到牙齿，美国将增加其在前沿的存在，新的铁幕将沿着乌克兰西部边界落下。普京重新夺回俄罗斯在东欧和中欧霸权的总体目标仍然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无法实现。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仍将完好无损，并能够阻止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普京做了一笔非常昂贵的投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笔投资的回报也一定是相对较小的。

中国接管台湾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北京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战略胜利，但代价是让全世界警铃大作，推动美国盟友与华盛顿更紧密地抱团，并吓得美国公众参与全力遏制和削弱中国。

中国的根本问题，毕竟不是台湾持续的事实上的独立。而是世界上不利的权力配置，台湾的反抗只其中一个症状。中国人可能会一直对美国力量所支撑的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感到恼火。依靠美国海军的善意来保证他们的航运安全，他们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不会高兴自己的历史野心受挫。中国是最新的“未成”大国。就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它希望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广阔的势力范围，对海洋的控制，并在制定国际事务规则的主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想要的东西和它可以拥有的是两回事。中国正在显现出崛起中的大国的常见弊病——无法满足于“足够好”。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与之相似的是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复苏和成功。分布在中欧的德语人口一直较弱，并且分属许多小国和公国。对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和他那一代人来说，统一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他们创造的德国幅员辽阔、富有且相对安全——比德语民族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大国，单单凭借它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就有可能成为欧洲霸主。事实上，他担心德国的任何进一步扩张或野心的迹象会导致其他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对付它。他的策略是平衡德国的竞争对手，他满足于让英国统治海洋，并与俄国、法国保持欧洲力量的大致平衡。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强，德国后来的领导人有着更大的野心。他们担心英国、法国和俄国会阻止自己获得应有的全球影响力。恰恰是对被遏制和被拒绝的恐惧，驱使德国走向了它最害怕的结局。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所描述的那样，“灾难性的民族主义”导致德国人陷入“现实的灾难，以避免虚构的灾难。”

日本也走上了大体相同的悲剧历程。到19世纪末，日本人已经完成了惊人的壮举。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日本从一个几乎完全孤立的地位跃升为东亚最强国，在1895年击败了中国，又在十年后击败了俄国。当时的老牌寡头警告说，寻求更多是危险的。正如受人尊敬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世纪80年代末所说的那样，“树高则遇劲风。”

但年轻一代的日本领导人并不满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对依赖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的状态感到不舒服。许多日本人认为，除非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帝国，否则就无法跟上竞争的步伐，赢得应有的尊重，以及获得扩张所需的土地。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日本的野心不无道理；只是不与美国发生冲突，这些雄心壮志就无法实现。

当今中国人的思维并没太大不同。中国的领导层认为进一步的增长、权力和扩张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美国和其它试图限制中国的国家一心想要摧毁中国，或者更具体地说，想摧毁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美国及其盟友的目标是与我们争夺人心和群众，并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意识形态现在也是中国进一步“统一”的一个主要障碍。中国对香港民主机构和民主力量的镇压大大增强了台湾对“一个中国”理念的敌意，同样，美国的支持也激励了台湾人抵制北京的压力。两者相加，对中国的野心来说是一场灾难。

习近平能否接受这些限制，与一个将继续由美国自由主义霸权定义的世界和解？

日本人在1941年就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在那时，日本的主要军事官员认为最终战胜美国是不太可能的。然而，退步和接受“小日本”这一选项太丢人了。这意味着放弃由日本领导的亚洲新秩序的梦想。对首相东条英机和1940年及1941年时的其他日本领导人来说，战争比接受美国强加的和平更光荣，哪怕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正如东条英机所说，“偶尔，一个人必须鼓起足够的勇气，闭上眼睛，”——用日本人形容下定决心冒险的说法——“跳下清水寺的舞台。”习近平也可能会决定跳下去。如果是这样，他很可能会加入普京、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领导人的行列，给他的人民和世界带来一场悲剧。

注：本文的英文版于2023年2月3日发布。

Robert Kagan是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的斯蒂芬和芭芭拉·弗里德曼高级研究员。他的新书1月由克诺夫出版社(Knopf)出版，书名是“The Ghost at the Feast: 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Order, 1900-1941”（盛宴上的幽灵： 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崩溃，1900-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