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未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工作指明了方向,引导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为何是这五大领域?从金融管理部门的角度和金融机构角度看,如何更好引导金融资源向这五大领域倾斜?整体来看,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还有哪些短板待补齐?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连平。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何是这五大领域?应该如何加强相关工作?
连平:这五篇大文章所涉及的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发力点。其实质是调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更好地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建设和支持薄弱环节。
其中,科技创新事关我国制造业是否能够保持强大、技术是否能够领先国际水平、是否能够尽快消除先进技术领域的“卡脖子”现象等重要问题,金融需要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有助于加快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同时,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些严峻挑战,需要金融持续且有力度的支持,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正是改善民生的两个重要手段。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针对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发展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强。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1.28万家,获贷率47%,比上年末高2.7个百分点;绿色贷款余额28.58万亿元,同比增长36.8%,高于同类贷款增速26.6个百分点。未来,金融业要做好这五篇大文章需要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有针对性地加大支持力度。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在政策层面,您认为,为更好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该如何通过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等方法实现相应目标?
连平:优化资金供给结构,让金融资源更多向重点领域倾斜,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资金投向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向是重大战略、重要领域、薄弱环节以及前述五大领域。
在政策方面,要保持合理适度的流动性供给,同时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加大这五大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以继续有所作为。
近年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和操作,例如,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延长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科技型企业融资、碳减排支持工具、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截至2023年9月末,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贷款余额约7万亿元,平均利率处在较低水平。在经济逐步恢复之后,可以适当退出纾困类结构性工具,加大科技创新再贷款、再贴现的投放,增加绿色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支持力度。为保持经济平稳恢复和有效防控房地产金融风险,在当下房地产信贷低增速的情况下,有必要引导和推动商业银行适当增加开发贷和个人住房信贷的投放,以持续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恢复。
此外,要努力拓展非信贷的金融支持方式,包括发债、信托、租赁、发行股票并上市等,促进五大领域金融支持方式的多元化。迄今为止,我国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强调“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的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促进长期资本循环”“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为优化融资结构,促进长期资本循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可以加快改革创新相关政策措施。
《金融时报》记者:无论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改革还是做好五篇大文章,其根本目标都在于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还存在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连平:近年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取得积极进展,从总量、结构和成本等各方面入手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有效防控金融市场风险。
不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和新要求,具体来说是“两高”“两强”,即高质量服务、高水平开放和强化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
在一些国家限制中国科技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复杂环境下,更高水平开放下的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必然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的工作难度将持续存在。向内看,目前我国金融领域仍存在部分风险隐患,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具体来看,为使金融业高质量地服务好实体经济,未来需要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健全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和更加强化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例如,为进一步推进直接融资发展,建议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加快步伐培育一流投资银行,深化和完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支持多层次股权市场发展,强化对控股股东、企业高管等“关键少数”的监管。
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建议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从主动接轨国际规则走向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稳步扩大规则、规制、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着力优化准入后的政策安排与便利;持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设立更多分支机构;显著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强化上海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增强香港证券、资管、离岸人民币业务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为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建议进一步推进监管架构建设,持续提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强化跨业、跨市场、交叉型金融业务监管,尤其是要穿透多层嵌套的复杂运行结构或金融产品进行监管,严禁“无照驾驶”和超范围经营,及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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