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宏观与微观的反差

虽然近期公布的10月份PMI和出口等数据有所回落，但央行行长和其他高层仍然强调今年5%的全年增长目标可以顺利实现。的确，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这为实现全年目标打好了基础，四季度GDP增速只要达到4.4%，就能实现全年的目标。考虑到近期增发一万亿国债等扩内需的措施，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增速很有可能超过4.4%，这就意味着今年全年的GDP增长和其他宏观政策目标可能会超额实现。 然而，从微观层面来看，很多企业却抱怨市场需求疲软和经营困难。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今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利润同比下降9%，中小微企业面临更大挑战。同时，消费者信心指数仍未从疫情期间的低谷明显恢复。

为什么宏观与微观会出现反差？首先， 今年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超过5%的全年增长目标。但扣除去年低基数的影响，前三季度的GDP两年复合增长率仅为4.1%。这不仅远低于疫情前6%左右的正常增速，也低于三年疫情期间的4.5%的平均GDP增速。其次， 由于总需求严重不足，导致原本已经过低的通胀率今年进一步走低。10月份CPI同比下0.2%, 1-10月CPI 均值为0.4%, 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同时，年初以来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一直为负。结果是今年二和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长率低于同期实际GDP增速， 是2015年以来的首次。众所周知，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受同时销售量和价格影响。因此，超低通胀率导致的名义GDP的低速增长必然会影响企业营收，工薪阶层的收入和就业。 企业利润下降不仅会影响员工的薪金收入，也会制约其投资意愿和能力。这必然会影响就业需求，从而影响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疲软会发过来影响企业营收和利润，形成经济螺旋式下行趋势。

为了阻断经济螺旋式下行，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亟需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虽然今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应该可以顺利实现，但考虑到宏观与微观的反差，尤其是预期转弱和需求不足的趋势仍有待扭转，必须尽快加大扩内需提振信心的政策力度。不像其他主要经济体，我国在疫情期间没有搞大水漫灌，今年年初以来的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也比较温和，这就意味着我们有远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大的扩内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不少学者担心财政和货币宽松会增加债务风险。但如果不尽快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就会导致已经过低的通胀率进一步走低，这必然会增大债务通缩风险。用好政策空间，促进市场需求尽快恢复是增加企业和个人增加收入和偿债能力的关键。具体而言，下一步可以在如下四个方面加大政策力度扩大内需，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支持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为1.8亿农民工提供与市民同等的基本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不仅是推进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同时更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有效手段。据笔者估算，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可提升这个群体的消费30%左右，是通过改革扩大消费需求的最有效途径。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地方政府的与此相关的额外财政负担。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疲软和疫情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疤痕效应，推动此项重要改革亟需中央财政增加专项资金支持和引导地方推动这项利当前惠长远的改革。

第二，加大绿色公共投资。根据绿色金融委员会专家的测算，实现双碳目标未来30年我国需要450万亿的绿色低碳投资，其中的三分之一属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这就意味着120万亿的绿色公共投资缺口。目前经济面临需求不足，应是补绿色公共投资缺口的最佳时机。扩大绿色公共投资不仅会直接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也会引导和激励企业对相关产业的绿色投资，形成公共和民间绿色投资的合力。

第三，加大对企业减碳投资的税收和信贷支持力度。企业是未来450万亿绿色投资的主力军，因此加大对企业减碳投资的财政信贷政策力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应有之举。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是调动企业减碳投资积极性的必选。同时，加大对企业减碳投资项目的融资支持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近年来央行积极制定绿色金融标准和规则，探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措施。这些政策在引导更多的信贷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初见成效。近三年来，本外币绿色信贷平均增长30%以上，远高于整体信贷增速。但建立一个和实现双碳目标相匹配的绿色融资体系仍是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这就需要央行，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通力合作，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

第四，力挺中高端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约占总投资需求的三分之一，占比超过基建和房地产，促进制造业投资回升是扩内需的最有效工具。同时，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涉及1.2亿人的就业，是我国创造正规就业机会的主力军。支持制造业投资回升也是增加正规就业机会和扩大消费的最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是防止生产率增长回落的关键。2011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服务业和农业，当资金和劳动力资源涌向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即服务业）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必然会下滑。 因此，重振制造业，支持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是实现效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必选。一是要加大对制造业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尽管疫情期间推出了多项减税降费的措施，但我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仍然过重。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措施将有助于制造业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投资。 除了减税费普惠性政策外， 还应加大对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的税抵扣和激励措施。继续增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二是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的信贷投向中高端制造业。 近年来央行推出的多项支持制造业的结构性信贷政策工具初见成效。今后应加大结构性信贷政策调节力度，激励和鞭策金融机构把更多信贷投向中高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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