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全球经济增速下降，是一种结构失衡的调整

60s要点速读：

1、全球的结构失衡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出现的，那个时候的失衡是美国大量消费，中国大量储蓄，中国的汇率面临着极大的升值压力，产生了极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是已知的全球失衡。事实上次贷危机之后，为什么经济增速下来了？全球的经济增速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失衡的调整。

2、“三策合一”表面上是合一，但事实上我倾向于理解为 “三策”更加分离。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总量部门做好总量，规划和改革部门做好改革。

正文：

今天不是讨论现实，是讨论理论。如果讨论理论的话，我们还正儿八经有学究气，任何一个研究，小的研究也好，大的理论也好，它是有比较规范的范式的。

首先要在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之前有全面、详细、深入、艰苦的文献积累和综述。本次CMF理论与思想报告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但是从构建理论大厦的维度而言，我认为还需要积累更多文献，从事更多艰苦的工作。

全球的结构失衡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出现的，那个时候的失衡是美国大量消费，中国大量储蓄，中国的汇率面临着极大的升值压力，产生了极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是已知的全球失衡。事实上次贷危机之后，为什么经济增速下来了？全球的经济增速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失衡的调整。说句实话，次贷危机之前那种全球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从贸易的角度而言，是不可能持续占据世界那么大的份额的。一个国家也不能够凭借某些优势持续地进行双赤字，这就是对于全球结构失衡当时非常严谨的定义，学术、政策都是共识的。

次贷危机之后，如果说要结构失衡，或者说我们野心更大一点，要谈到全球结构失衡，全球结构失衡又是什么？甚至增速下降就代表着背后是结构失衡，也许不是失衡，地球人都在老去，过去10个人有9个人在生产GDP，现在10个人当中有1个人生产GDP，经济增速当然下来了。即使劳动生产率再高，也会下来。这不光是在中国如此，在全球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短期有些现象，比如有些现象造成一种失衡，在特朗普时期打贸易战，打了之后不管是东南亚国家还是我们中国，大家看改变不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家绕过决策者或者国际的决策者似乎想扭转某种东西，但是事实上市场的力量是更为强大的。

关于短期总量、长期总量与结构问题，从世界范围而言，至少从我个人的理解，至少从世界国际组织而言，他们分得还是非常清楚的。IMF每年都回来中国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和建议，站在世界的角度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它对各个国家都是一样，他们会非常明确地说你的总量问题是什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和你潜在增速之间的缺口是什么。但他们也会花很大的精力在结构问题，或是结构调整，甚至是结构政策上面。

我个人理解，只要结构调好了，我们潜在增速就能够上来，还有就是时机的问题，然后是处理总需求和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理论，社会科学从来都是实践。

回到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问题，什么是调结构？或者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结构？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和经验之上，我觉得经验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现阶段要稳信心，要稳预期，要调结构，也是要围绕改革开放，也要围绕市场化。当然我们现在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包括高质量发展，包括“双碳”、安全、国际形势，是多元化了。但多元化并不代表着，我们至少在经济领域的这些改革，传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内核的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变化，或者不应该有明显的变化。而事实上，我总感觉到过去几年在政策和市场之间，我觉得政策总体而言越来越强。

我说的强不一定是总需求政策强，总需求政策、总量政策未必强，但是那些所谓的披着改革外衣政策的行政化干预越来越强。我想这也是我们接触的一些企业家们，他们觉得预期转弱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宏观政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严格区分总量政策和改革政策，改革要往前改，不能往倒退改，这方面我觉得是更值得探索的。事实上在我们创建中国理论之前，我们还是要放眼世界，还是要建立在全球的问题基础上。事实上不是说经济学者无能，也不是说市场的研究者只关注短期。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们每个人能够把自己这一摊事情做好，把这一摊研究透就够了。政策的经济学家能够做的，市场的经济学家能够做的，他们是有局限的。关键是我们定的长期目标和我们短期往这个目标努力的这些政策本身是不是匹配？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政策评估，这一点非常关键。

总体而言，“三策合一”表面上是合一，但事实上我倾向于理解为 “三策”更加分离。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总量部门做好总量，规划和改革部门做好改革。

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表达我对“三策合一”的本质理解，恰恰是相反，“三策”要独立来做的比较。我最早一次出国是去英国，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当时我去英国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伦敦地铁的哪个过道里面，有一幅瓷砖的画，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幅画是英法几百年的战争，大家知道，英法在历史上是宿敌。旁边有一句话，什么叫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不是所有的人都上战场，真正的爱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砸锅卖铁来生产炮弹，真正的爱国就是作为工匠精神。如果我是做绣花针的，我就会为整个英国制造最好的绣花针。如果我是鞋匠，就为任何一个人补好任何一双鞋子，我觉得这就是工匠精神，就是一种在专业化的领域专业化分工的问题。包括宏观决策，宏观政策与政治相关，但是我个人理解，它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过程，就像宏观经济为什么潜在增速？

我们经济之所以增长，之所以劳动生产率会提高，最核心的东西是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后的落脚点，因为政策要重塑，我觉得还是要人，包括制定政策的人技术化，要专业化，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我个人认为虽然相互关联，但是还要一定程度上路归路，桥归桥，不能混为一谈，混为一谈最后真正经济的好与坏就变得非常难以区别。最后，虽然在中国实现是有难度的，但是政策评估依然非常重要。

（整理自伍戈于2023年5月6日在“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5期）——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 ”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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