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增速大幅起落|政策宽松加码

1季度经济数据简评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数据，今年1季度我国GDP增长4.8%，比去年4季度加快0.8 个百分点， 但较去年和前年两年平均增速5.1%和今年政府增长目标5.5%左右分别低0.3 和0.7个百分点，并明显差于一个月前市场的预测和期盼。

由于去年为经济从前年新冠疫情大幅反弹的时期，今年1季度数据都大幅低于去年1季度。与去年和前年两年1季度平均相比，供给端数据也较低，今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6.5%和2.5%，比前两年1季度平均增速慢0.3和4.3个百分点，说明经济仍未从新冠疫情充分复苏，尤其是服务业相差甚远；需求端数据则有高有低，今年1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下同）和货物出口分别上升3.3%、9.3%和13.4 %，较前两年1季度平均增速低 0.9 、高4.0  和高2.8 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来看，今年1季度的亮点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快于前两年1季度平均，也高于市场预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出口增速在全球经济大幅走弱的情势下仍保持双位数并高于前两年1季度平均，难能可贵，再次显示我国供应链在全球疫情和市场动荡中的相对优势。消费则继续落后，拖累了整个经济增长。

更为引人注目的其实是1季度内月度增速的大幅起落，1-2月“进”势开年，但3月显著走弱。3月份，供给端的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0%和 – 0.9%，比1-2月回落2.5和5.1 个百分点；需求端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货物出口分别下降3.5%、上升6.7%和上升12.9%，较1-2月低10.2、5.5 和0.7个百分点。 可见，1季度经济增速差于预期全是由于3月显著走弱。

3月显著走弱的原因，主要是新冠军疫情在各地超预期反弹，尤其是在上海和吉林，迫使各地防疫措施大幅收紧，居民外出活动，包括上班均大受影响，既遏制消费，又冲击生产。特别是上海疫情的大规模爆发重创了上海经济，而上海是我国经济重镇，从而对全国经济造成冲击。同时，俄罗斯–乌克兰军事冲突、美联储加息及全球通胀攀升进一步削弱了市场预期和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也对3月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3月显著走弱意味着，与1-2月“进”势开年相比，经济走势以“退“势进入2季度。的确，4月以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元加息预期及全球通胀等负面因素进一步发酵，尤其是上海疫情更加恶化，为2季度经济增长是进一步走弱还是出现反弹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而1季度增长已经弱于预期，若2 季度进一步走弱，则3月“两会”上确定的5.5%左右全年增长目标的实现将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但刚确定的增长目标未变，如无特别重大的负面因素也不会变。因而，力争2季度不进一步走弱应该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考量，这又必然要求去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加码。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在数据公布的前一个工作日（4月15日）便宣布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5300亿元，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高于5%的农商行再定向额外降准0.25个百分点， 还新设了两项专项贷款，即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和普惠养老转向再贷款。此次货币政策宽松的目的，除了常规的释放流动性、优化金融机构资金结构和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外，特别在于定向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中小微企业、个人及科创企业。

但这只是货币政策宽松加码的第一步，且鉴于全面降准幅度仅0.25个百分点，小于通常和市场普遍预期的0.5个百分点，是一小步。今后3个季度，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宽松加码将进一步展开。

货币政策方面，降准仍是主要手段。鉴于此次降准后我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仍达8.1%，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进一步降准，无论是全面降准还是定向降准的空间都是很大的。估计至今年年底，还会全面降两次或以上，定向降若干次。公开市场操作将会更加频繁并具更大力度，在有紧急需要时不排除采取接近于现代货币理论（MMT）所主张的量化宽松操作。至于减息，鉴于美国将持续加息，降低银行基准利率的操作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实施，但LPR市场利率必将逐渐地微步下行。

财政政策在这一轮宽松加码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第一，前些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得不够，可能是考虑留有余地以到关键时再积极，但现在应该已到关键时刻了；二是我国的财政稳健度比货币稳健度更高，政府债务与GDP之比45%左右，加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仅在60%左右，好于大部分其他国家。减税降费，特别是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个人和新经济行业的定向减税降费将持续并加码，同时前些年增长落后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到发力的时候了，新、老基建都有扩张空间，尤其是新基建的发展潜力巨大。

如此，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宽松仍有很大的空间，从而应因经济环境变化而加码或减码有高度灵活性。

当然，新冠疫情如何演变仍是后3个季度经济增长最大的决定性因素。上海的疫情仍处于高峰期，但日确诊人数已稳定在2-0 – 2.5万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冲破3万，在上海市人民的不懈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下可望不久逐步回落。目前看来，5月大致受控，进而防疫限制措施大幅松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他疫情严重地区，如吉林省的状况也将大致如此。

如果是这样，政策宽松加码的灵活性将显著抵消疫情变化的负面影响，相较于1季度，2季度GDP增长可望稳定下来或轻度反弹，3、4季度则强势反弹，进而今年全年的GDP增长将仍有可能实现5.5%左右的目标。

在此假设下，我们仍然维持2022年我国GDP增长5.4%的预测。

从需求端的3驾马车来看，消费仍受疫情影响最大，因而复苏仍然相对缓慢，预计202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4.5%；固定资产投资在基础设施投资发力、制造业投资持续复苏和房地产投资企稳的带动下增长加快，全年上升7.5%；出口在全球经济走弱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的情势下比去年大幅放缓，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供应链的韧性仍将维持我国出口增长在10%以上。

当然，如果疫情在上海及吉林大幅恶化并恶化之势蔓延至其他地区，则负面影响的程度将超出政策宽松加码的灵活性范围，全年经济增长将无论政策如何宽松都难以达到5.5%左右的水平，政府的增长目标将不得不有所降低。

其他下行风险，包括俄乌冲突持续不消、全球滞涨加快和美国过快加息等，也不能忽略，对我国的对外经济，包括进出口贸易和跨境投资等从而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应认识到，我国经济已是内需主导，这些风险，除非到异常的地步，应该能够为我国的政策宽松加码所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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