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寻找就业最优解

程实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高欣弘为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

自去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型矛盾已逐步凸显，主要体现在青年就业难、服务业收缩、自雇比例高以及供需不匹配四个方面。而随着当前疫情反弹超出预期，结构矛盾转化为整体压力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加大。对此，近期政策层面的就业保障已经打好提前量，各部门密集出台针对受冲击市场主体的就业兜底政策，内容涵盖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等。我们认为，现阶段就业的最优解即是在保证较高经济增速的前提下，以直达性政策缓解结构型矛盾，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去年下半年GDP季度增速与失业率的同步下行或是由于指标覆盖面窄且相对滞后，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仍是稳定就业大盘的基本保证；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型矛盾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无法避免，为短期就业均衡而改变经济增质路径反而会积蓄长期就业压力，针对性的纾困政策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高效举措。中长期来看，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就业质量，从根源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症结。

系统性观测当前就业压力，四处结构型矛盾值得关注。如果仅从宏观数据看，中国的就业形势似乎无需太过忧虑，城镇调查失业率虽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有所升高，但考虑季节性影响仍在可控范围。此外，央行调查的一季度当期就业感受指数也出现小幅回升，认为“形势较好，就业容易”的占比上升至14.2%。然而，如果观察细项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当前中国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群体的分化正在日益加大，整体平均水平已经很难反映劳动力市场全貌，同时随着疫情不确定性因素的演变，结构型矛盾转化为整体性压力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加大。第一，青年失业率高企。2021年下半年，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已经回到疫情前水平，而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却居高不下，2022年2月达到15.3%。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而央企校招名额大概率因精简编制而继续降低，原本承担大量校招任务的互联网、教育行业持续萎缩，青年就业压力不容小觑。第二，服务业就业收缩。在平台经济催生的新业态下，服务业成为吸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失业人群的主要端口，但疫情对服务业造成直接冲击。自2020年疫情以来，服务业PMI的从业人员指数始终处于荣枯线之下，且与制造业与建筑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分化明显加剧。第三，自雇比例高，抗冲击能力较低。按2亿灵活就业人数换算，中国的自雇比例达到14.2%，而OECD数据显示，发达国家自雇率一般都较低，2020年美国仅为6.3%。虽然灵活就业已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方式，但在面临外生冲击时的收入下降也会更明显。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无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还是工资性收入，两年复合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第四，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全国职业的供求分析显示，2021年求人倍率达到1.5以上的高位，表面上看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但实际可能是岗位所需技能不匹配导致部分人群退出求职市场。2021年9月全国职业需求人数下探至402.4万人，比2020年同期同比下降5.4%，求职人数则下探至263.5万人，为近8年来最低。

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仍是稳就业的基本保证。过去10年中国经济波动程度不断平滑，GDP季度增速逐渐放缓，但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升反降，由2013年的4.1%趋势性下降至疫情前3.6%左右的水平。另外根据我们计算，每百分之一GDP增速能够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也不断上升，由2013年的168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225万人，这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显著提升，经济增速成果持续与人民群众共享。当中国经济体量逐渐增加时，经济增速的下行不可避免，也自然不会对就业产生额外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可以脱离经济增速存在。当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时，就业仍会面临考验。我们认为，2021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城镇调查失业率与GDP季度增速同步下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失业率对经济增速的反应存在滞后效应。企业一般会根据多期趋势性变化评估未来的经营预期，对人员配置的调整存在一定滞后性。自2021年10月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已开始逐步上升。第二，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范围有限，未能反映劳动力市场全貌。自2018年城镇调查失业率首次发布以来，期间波动一直很小，即使在2020年二季度最高点也仅为6.2%，较2019年年底仅上升1%。相较之下，美国失业率曾在疫情期间一度飙升至14.7%，随经济复苏日前已下行至3.6%。除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自身稳定性更强的因素外，接近2亿的农民工失业就业情况未被统计在内可能也是一大原因，回到农村的农民工被直接视为第一产业就业，而非失业。数据显示，2021年底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为1.71亿，相较2019年同期减少了253万人，而疫情前外出务工人数一直保持增长态势。

若我们更直观地统计规模以上企业的员工数量变动情况，就会发现2021年下半年随经济下行压力的逐步加大，各企业已着手调整人员配置。年报数据显示，2021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增加的员工人数明显减少，较2019年减少招聘约47000人，大约有近40%的公司比疫情前缩减了雇员规模。而小微企业则一般通过企业的整体退出影响就业，根据2021年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报告，7.8%的抽样中小微企业已确认退出市场，57.3%无法确认是否存活。因此，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低波动性或许低估了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稳增长力度的加码有其必要性。

结构型矛盾还需针对性政策求解，数字经济对提升中国就业质量具有长期意义。中国经济正处于减速增质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自然会带来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我们既要高度重视上述结构性矛盾对民生造成的潜在影响，也要认识到它们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的存在必然性。如果为了缓解结构型矛盾而重回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就业岗位），那么的确能够快速解决短期就业问题，但在长期转型过程中势必积蓄更多就业压力，使得劳动力市场在面对外生挑战或产业出清时变得更为脆弱。因此从保就业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今年的稳增长政策将绝对依赖于老基建与房地产，边际放松并不代表趋势的转变。目前看，政府近期推出的一系列针对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风险敞口较大市场主体的就业兜底措施及时有效，不仅能够直接降低疫情冲击对就业的短期冲击，还防范了局部裁员向大规模失业传导发酵的潜在风险，直达性政策力度有望持续加大。从中长期看，我们认为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提升中国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第一，数字经济对创新思维及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因而人才整体呈现年轻态特征，拓展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不仅有助于发挥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开拓新的经济潜能，同时也能从根本上改善青年失业高企的现状。第二，数字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还处于建设红利期，劳动力需求大。过去十年，平台经济在中国非但没有加剧失业，反而起到了服务业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以快递、外卖、维修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专业技术要求低，大量吸纳了中低端劳动者，另一方面，以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创新型行业催生了创作者经济的业态，降低创业门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部分缓和了结构性失业的矛盾。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劳工平台从业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9.7%，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虽然当前平台经济对服务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但随着数字经济迈入工业互联网时代，算力、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催生全新的劳动力需求，如能对中低端劳动力组织大规模基础技能培训，将对稳就业、稳增长起到互促共振作用。第三，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强企业抵御物理风险的能力，提升就业韧性。当前疫情防控之下，公路物流停滞是中小企业经营遇阻的主要原因，但根据中港协数据，我们也观测到能够实现自动化装配的码头吞吐量受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发展数字基建以推进物流运输自动化，将提升广大市场主体的抗击风险能力，从而稳定就业基本盘。第四，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有放大倍增的作用。在数据要素的加持下，每单位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有望大幅提升，以此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2021年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报告，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联盟

2.        Dulko, V. , & Knysh, V. . (2018). Gig economy: good or bad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of the state?.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新聚网 » 程实：寻找就业最优解